抗日战争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

作者：马嘶来源：《学人书情随录》

绝食而死的陈

陈，晚清“四子”之一，1933年从庐山来到北平，在三子陈寅恪家中长大。爱国诗人陈出版了五卷本《三元经社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得知日本侵略者攻占沈阳，气得彻夜未眠；1932年1月28日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入侵上海闸北时，他也是忧心忡忡。一天深夜，他在梦里大喊“杀了日本人”！来到北平后，他订阅了平金的各种报纸，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北平沦陷后，陈日夜担心，以致旧病复发，家人劝他去医院，他拒绝了；劝他吃药，他也不吃。绝食5天后，于1937年8月去世，享年85岁。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陈死后只能草草收殓。陈寅恪孝顺后带着妻儿离开北平。

死于重庆爆炸案的孙

在日本侵略者侵华战争中，无数人死于敌人炮火，包括1940年死于重庆爆炸案并迁居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师生。著名文化人物、复旦大学教务长、《文摘》杂志主持人孙在爆炸事件中遇难。

复旦大学教务长孙韩冰当时正在经营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文摘》杂志。1937年，孙在阅读英文月刊《亚洲》时，发现了的《自传》，便请学生翻译全文。经过仔细斟酌，逐字修改，他在《文摘》上连载，受到读者的欢迎。孙韩冰常说:“文人不可在前线杀敌，办刊物抗击日寇。”

1940年5月27日8时，北碚报警站发出空攻击报警，孙立即组织师生撤离躲藏。日军飞机在复旦校园内投掷炸弹，并用机枪扫射，杀害了孙。1941年8月1日，复旦大学竖立了“复旦师生卒孙墓”，碑文写着“唉，遭子弹袭击，悼念国家，全校师生，永无悲愤之死。为什么对文化工作猝灭创作精神会对我有好处？为什么说增强我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意志是有益的？没错，就是“死者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句话。

被谋杀的抗日文化知识分子:杨荫榆、余华和郁达夫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还通过各种手段残忍地杀害了一些知名的抗日文化人物，只有我们知道:

1938年1月1日，住在苏州的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女士，因多次斥责日本人强奸、抢劫，被两名日本士兵开枪打死，扔进河里。

1938年4月7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会长、上海高校抗日联合会会长、庐江大学校长刘占恩在上海静安寺路大华路被暗杀。

1939年11月23日，曾判处杀害刘占恩凶手死刑的法学家余华在上海自家门口被汪伪特务袭击杀害。

最可悲的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去世。他是我们知道的最后一个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寇消灭的文化名人。他于1945年8月29日晚去世(失踪)，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周后。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的领袖，是鲁迅的好朋友，是积极参与抗日、救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斗士。

1938年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一期发表《抗日战争纪念日》一文。12月8日，郁达夫携妻子王映霞和长子于飞离开福州前往新加坡。从此郁达夫一直在海外工作。流亡国外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文章。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突然轰炸新加坡，新加坡掀起了反敌群众运动高潮。文艺界同仁立即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文化战时工作组，郁达夫任组长，胡愈之任副组长。战时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为年轻的战争干部开设培训班，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唱队等。，并开展对敌宣传。为了全心全意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岁的儿子于飞送给了他的朋友，并把他送回了中国，这样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波，郁达夫、胡愈之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兰岛——达卡莱吉星文。他拿着两个行李箱，苦笑着对同伴说:“这是第二次一万册书丢了；第一次是杭州的《风雨》三万卷！”他开始留胡子，学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5月的一天，郁达夫去了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小镇巴亚，和几个战时工作组的领导见面，商量如何躲在这个没有日军驻军的地方，找工作互相掩护。从那以后，郁达夫以赵廉的名字租了一栋荷兰别墅。他在这里开了赵玉吉酒厂，很快就出了两种酒:“双清”和“初恋”。他们以此为掩护，暗中做抗日工作。

郁达夫会说纯正的日语，经常和日本宪兵打交道，保护华侨和印尼人。郁达夫在日本终于投降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很谨慎，很少出门。没想到，1945年8月29日晚上8点左右，郁达夫正在家里和三个华侨聊天，一个说印尼语的年轻人走过来，请郁达夫出来商量一件事。郁达夫和青年出去了几分钟，然后回来对客人说:“我一出去就回来。请坐。”然后他就出去了，但是再也没有回来。他神秘失踪了。后来朋友们才知道郁达夫是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偷偷杀在荒野里，还是被推下悬崖死了。他殉教时只有50岁。